空运在当时更无从谈起，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1903年时才有。
所以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。不过，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过高的债务而受到限制。
主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。因为中国比较有效地应付了金融危机，很多人就简单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要比西方的优越。中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。如果市场有能力，或者政府有能力，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的秩序。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，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。
再者，所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并没有用在最需要的社会政策上，就是说财富没有流向社会的大多数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，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，国有银行会选择谁？这也是明摆着的。我在夏威夷写了《幽灵自述》，这本书你要看，因为那是我的报告文学，副标题是丁丁实验文学系列，可能脱销了，是很早以前出版的。
但是很难说，因为按照出土的竹简，包括郭店楚简（注：汪老师先提到荆门楚简，应该也是指郭店楚简）、还有上博楚简，很可能我们知道的孔子学说不完整，甚至在孔子之前，有过一段时间：那段时期的儒家，他们是有康德的义务论的道德学说的，只不过失传了而已。所以我想说这样的小概率事件，它是必然发生的。你看看《燃灯者》，他的副标题是记周辅成先师，（实际出版名是《燃灯者：忆周辅成》），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的老教授，在北大六十多年了。关键是翻译，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。
韦伯的这个命题，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讨论中已经被讨论得很多了，他们那时候的术语叫做中国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是继发性的，欧洲的是原发性的。通过观察微博和现实当中的独立参选这种现象，我觉得有点类似与涌现的那个意思，我就想去找基础。
这里，没有康德意义上的最好，布坎南不同意由柏拉图的哲人王告诉人民什么是美好生活，柏拉图的思路影响了康德。再到中学，中学老师说学生从幼儿园就造假，从小就开始说假话。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1911年，就是辛亥革命，因为那是废除皇权--是天大的事件。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原则，一个是康德的原则，一个是休谟的原则，桑德尔的演讲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怎么解。
从这个自发秩序中，可以涌现出好的传统、好的秩序。星巴克的咖啡浓香四溢，而比咖啡更使人沉醉的，则是问学的快乐，以及，面对百年转型时汪丁丁教授并不轻松的思考。所以，官僚制度一发不可收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官僚体制膨胀了两倍都不止，你看公务员数目就知道了。用吴敬琏的表述，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是什么？是政府的威权主义倾向（调控）与大众的民粹主义倾向二者合流。
我让他们看桑德尔视频的第六讲，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目的？你得从自己先开始。Q：那我们回到现实问题，小悦悦。
当然，必须要在水中学习，你得在水中学会游泳。Q：我看您里面提到前几年给学生布置几百篇的必读的文献，后来减到几十篇，（后来减到十几篇，也不读）后来只好自己读，做摘要还要做PPT。
阿西马格鲁得克拉克奖主要是经济史的研究，跟诺斯差不多，前面讲过，纵轴如果是透明国际发布的专家评议的民主化指标，横轴是人均GDP取对数，然后各国数据描出来这么一个曲线……上面的很长，人均GDP可在三万美元以上，民主化指标越来越高，正向发展。因为之前他不能迁徙，但是现在他可以自由迁徙。因为一个转型过程如果持续几百年，一定有最关键的一些历史时刻。Q：您的结论呢？A：首先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误导的词，哈耶克把它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，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当然是具有普遍意义了--也就是说他在中国社会也可能发生。我观察农民工群体，他本身的自由程度比较低，因为他被给予的整体自由比较少。世界上大多数的收入最高的国家，最富裕的国家，是在民主化的正方向上，关键是中国的人均GDP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是分叉点，大约人均GDP三千美元吧，在一个可向上也可向下的点上。
三分之一定律是说，当一个人群里面，采取占优的个人策略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候，这个策略就会迅速蔓延到整个群体，比如说完全自私或者做奴隶的这种本性，这种占优策略。一旦一个人习惯了自由的状态之后，这个自由是不是就可以向哈耶克说的那样自发秩序，就会生发出更多的渴望。
Q：米塞斯在《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》的开头，就说这个东西是很绝望的，但我仍然要做。A：所以转型很可能在两个可能的方向上，依赖于社会选择的集结方式。
你怎么知道不是时机啊？制度是涌现出来的，涌现，就得让人们实践啊，给它机会嘛，否则怎么涌现？有了大量的实践机会，本土化的民主制度就能涌现出来。所以，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--这是从统计数据来看。
所以技术，像生产可能性边界一样，它会设定一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边界，超出这个边界是不可实行的--那个制度是不可实行的，除非你不要这个技术。Q：有一个马克思韦伯的问题，向您讨教。希望了解更多人物细节的读者，可参阅本期杂志人物版《师者汪丁丁》一文。等到私塾消失之后，在公学里边儿读《论语》，首先没有情感交流，在幼儿园里面，小孩子对《论语》没有亲切感，而《论语》是需要在亲切氛围里才能够讲述的。
A：不会啊，我虽然悲观，但是我很积极啊。这是问题家长的问题，无关问题孩子。
但是我看了您的《行为经济学》，觉得至少有了一点点可能性。我办教育，我的实验教学已经非常有成果（至少外界认为很有成果，我自己看着一般）。
我的课堂，注册行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课程，都是人满了，近两年都是人满为患，以三百个座位为限，剩下的都不让注册了。你别忘了伪善啊，伪善是一个关键词。
最后没办法，我写一本讲义吧。Q：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维度的可能性呢？比如制度因素导致的反道德（制度的教化作用）？A：当然有啦，比如说在大学教育里面或者是大学教育的失败，当然因为学苗本身就不对，进来的学苗就是造假的。在教学的同时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觉性，首先是建立在讲义的基础上吗？A：没办法，应试教育的学生每学期开学最关心的就是，老师，教科书在哪儿呢？考第几章啊？你怎么办，几千篇文献让他们读，他们肯定不读。Q：有旁听生吗？A：旁听生当然很多啦，第一天我估计得有五百人，在大阶梯教室里。
但是至少在目前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已经显然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发展滞后得太多了，等于从89年之后，像韩国学习，引入政治民主的要素，你可以让他参选嘛，这有什么啊，只要守秩序就可以了。关于正义问题的公开课，或者也叫Justice： WhAt‘s the Right Thing to Do？即《正义，应怎样做才好？》）在哈佛的公开演说，关于正义的那个演讲，网易翻译成中文字幕以后，在大学里面非常流行。
（Q：我看过）不过，很多学生并不认真看，甚至觉得他的演讲没有意思。Q：我是乐观主义，我跟陈幽泓（人大行政学院教授）打了个赌，我说五年以内会出现变局，她不信。
这是我仍要努力的一个借口。所以他们的晚期的研究，相对于是反对你的乐观主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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